我之所以总在“反对”

孔子说，“政宽则民慢，慢则纠之以猛；猛则民残，残则施之以宽。宽以济猛，猛以济宽，政是以和。”虽然距离孔子说这番话已经过了两千多年，但人类的历史都一直实在宽、猛交替之中进行的。事实上，比孔子更老一些的老子，早就在他的思想中表露了类似的观点。他提出，要“知其雄，守其雌”、“知其白，守其黑”、“知其荣，守其辱”，世间万物阴阳交替，阴阳之间彼此转化，是一组对立与统一的合体，居安者若不思危，则终将自食其果。所以，与既定事实唱一唱反调，有时反倒是一种大智慧的体现。

在一次对刑事犯罪的投票中，九位参与者均投了赞成票，但美国大法官霍姆斯却投了“无罪”。犯人罪孽深重，作为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，都应选择将对方绳之以法，霍姆斯却在毋庸置疑的罪行面前选择了对犯人的“袒护”。当有人问他这样做的原因时，他的回答却极富智慧。他认为，十个人中，既然有九人判处对方有罪，那么在对判处罪行的问题上，他的这一票无足轻重，正义势必会得到伸张。但他之所以与正义背道而驰，则是试图在不影响它的前提下，表达一种反对的精神。在任何一个时代里，一种观点的诞生，都会伴随着相反的意见。有时，这种反对意见显得幼稚可笑，但也有时候，这种反对意见却经过深思熟虑。霍姆斯的反对，有一个重要的考虑，既是“在正义得以伸张”的前提下，这就需要对所有投票者具有深刻的理解。

所以，虽然很多人都在反对，但做一个合格的反对者，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

在封建时代，由于科学技术的局限性，要想维护全社会的稳定，就需要一种森严的等级制度。所以在那个年代，爱国必须首先表现为“忠君”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只有提高统治家族的绝对威严，全国上下才能拧成一股绳。这种状况在现代社会中已不被提倡。随着维护社会稳定的手段日益丰富，党派的统治早就替代了家族。理论上来说，任何人都可以入党，任何人都有机会成为党的领导者，任何人也就都拥有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机会。于是，人类上一个阶段的整套政治体系，其实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对立面。换言之，我们这个时代，本身也就成了上个时代的“反对者”。

即便是在具有“民主”思想传统的欧洲，受到生产力局限，古时的民主制度也只适用于极小的团体里，随着罗马人领土的扩大，也不得不对这种“民主”表示反对。直到社会再次进步，他们才重新拥回了古人的思想，重新进入“民主”的模式。这个过程，也正是一段提出观点、提出反对观点、提出反对反对观点的观点，这样一个不停否认的历史进程。

每一个时代本身，都是一位“反对派”，处在每一个时代中的智者，又同样会对自己的时代提出反对。逆来顺受的人，不过是一群奴才（当然，有许多时代是需要奴才的），但会影响到社会进步的过激反对，其实也带有一种“奴性”。对国家、对政府完全的顺从是错误的，但跟随无知者信口开河的胡言乱语一同“对抗”时代，也是错误的。就好像已经破产的希腊政府在无奈之下提出削减福利、改变懒惰的生活态度一样，人民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声，其实只会让昔日那种舒服而慵懒的生活离自己更加遥远。

我就是一个十足的反对派。先前有一次，我对父亲的一位朋友表达过自己的真实想法。很多时候，我并不是真的要打倒什么，而是想提醒居安者要记得思危。我理解我们国家的决策者选择的方向，也完全理解社会上的愤青对一些政治问题的不满。可是，在决策者面前，我会替愤青讲话，在愤青面前，我又会替决策者讲话。我是双重的反对者，而我所做的事，出发点却是让他们彼此增进了解，让居安者思微，让思危者看到希望。虽然力量微薄，但毕竟也是一份向上的力量。

世界的存在，有雄必有雌、有白必有黑、有荣必有辱，但只有全方位了解社会整体的人，才有可能做到“宽以济猛、猛以济宽”，很多时候，我被人看做是一个反对派，但事实上，我却是一滴历史的润滑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