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禹东

与天道恒远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金江合影。

与作家出版社总编、著名评论家张陵老师合影。

文艺报总编、著名评论家梁鸿鹰老师。

和郭翔导演合影。同名电影将由这位知名新生代导演执导。郭翔曾以执行导演身份参与电影《金陵十三钗》、电视剧《唐山大大地震》等大片的拍摄，并以总导演的身份拍摄了中越合作喜剧片《越来越囧》、纪录片《寻找方毅》。

注：以上图片来自2015年9月10日中国文学馆鲁迅文学院《失焦》新闻发布会。北京天道恒远文化有售此书，大量现货库存。

李禹东

这本是一个由生产力改变所促成的、大变革中的大时代，而我们的文化媒介却在踊跃地报道着关起门来自怜自惜的“小时代”，这本是一个由矛盾丛生、到呼唤规则的转型期，而我们却在一窝蜂的用虚假为这个时代的酸甜苦辣编织一块遮羞布。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时代，人们却盲从于谩骂与抱怨。这是一个新兴国家由弱变强、由追求片面经济增长到重新布局道德、规划法制、由乱序到有序、由金钱至上到道德回归的特殊时期，那些无所知也懒于有所知的人，那些热衷于从道听途说中“获益”、迷信“资历”的人亦或是那些处在另一个阶段中相信一切“反叛”思维的人，却始终难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焦点。

这就是我创作《失焦》所处的时代背景。

在摄影时，焦距的改变必然带来成像的模糊不清，解决的办法是重新对焦。通常情况下，这个过程极为短暂。就好像行走于历史长河之中的我们。生产力提高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生产关系的相互不适应，从而激发新一轮的变革。只不过，具体到每个个体、每个只有短短几十年寿命的人时，这一历史中的“短暂”，也同样显得极为漫长。久而久之，凭借“经验”生存的我们，或许是从父辈那里、或许是从朋友那里、又或许是从某些社会媒介那里学到了上一个时代的处事方法，却忘记了这些所谓处世哲学所诞生的历史背景。

在那个以积累经济基础为目的的发展阶段中，“白猫、黑猫，抓到老鼠就是好猫”——整个社会崇尚的是一种实用哲学主义。这就好像医院的急诊室，当病人处于生命垂危的状态时，第一要素自然是抢救。在抢救中，大剂量的抗生素不断注入体内，直到其生命体征趋于平稳。然而，当被抢救的人终于从“鬼门关”回归时，抗生素就不得不远离他的生活——取而代之的，是温和而健康的日常饮食。

我们这个国家，曾饱经风霜，曾贫困落魄、曾历经“一穷二白”的艰难，在那样的时代，改革开放就好像一针强心剂。全力拯救国民经济的做法，在战略上为后辈们留下了充足的发展空间。昔日追求的“楼上楼下、电灯电话”，如今倒成了小儿科，窗外的摩天大楼、路上的车水马龙，甚至远远超越了西方、超越了那些我们曾经向往的“现代化”国度。

这当然证明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性。只是，当离开“急诊室”的时候，我们忽然发现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，还有更多的问题有待解决。

经济发展带来了利益，却也带来了利益在分配上的不公、带来了生活的基本保障，却也带来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剧烈矛盾。当“积累”阶段的有利条件逐步淡化时，其弊病也紧随着浮现出来。当金钱从“强心剂”变成人的生活基准点时，全社会的价值观念扭曲了。我们似乎难以想起，金钱不过是生产力交换所产生的媒介，我们开始片面地追求那串数字，而忘记了它背后的真实意义。

在《失焦》中，作为作者的我，试图将社会客观的残酷面艺术化、突出化，用一种显而易见的方式和极端的视角将时代的沉重展现给人们。这自然会引来一些争议。当主人公方显达一步步被逼上绝路时，我却用一种冷峻的、毫不同情的方式道出了这个人物必然的发展脉络。有评论家似乎觉得，我过分“心狠手辣”，我应对其留有怜悯。但我一定要回答的是，心狠手辣的并非我自己，而是时代、而是生活、而是仇恨。人类社会的美好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生产力这一大前提。不论那正在走向衰败的欧洲怎样强调自己的人权与自由，他们难道不依然只能三番五次地拒绝叙利亚难民的涌入吗？

巴尔扎克曾言，“小说家从来就是自己所处时代的秘书”。对于此，我牢记于心。不可否认的是，我们正行走于时代的夹缝。当那残酷的社会原始积累期终于结束它历史使命的时，我们即将迎来社会的重新对焦。然而，在这样的阶段里，依然有许许多多脑子里藏满“经验主义”的人在以落伍的思维方式去为自己定位。面对这类人，我不知道一个作家用所谓同情心包装出的“时代遮羞布”，能对他们起到什么样积极的作用。

醒醒吧，朋友们，打开你的门，走出你那小小的私密空间，将你的目光放眼于整个时代、整个世界吧！收起你的谩骂与愤怒、扔掉你的懒惰与无知、放弃你人云亦云、匆忙对社会做出的评价，用平和、客观的态度，认真地思考一下自己，认真地读一点书，认真地学习和领悟一些真正的知识，不要再沉醉于纸醉金迷，也不要再沉迷于对自己那短暂的记忆无限地回味。

你生存在一个大时代，你需要重新评估自己，你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焦点。

相关内容

所谓“失焦”

——自我深度解析新作《失焦》题目的由来

李禹东

这里有一个例子：

所谓三纲，即：臣侍君、子侍父、妻侍夫，所谓五常，即：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对于五常，人们并没有太大异议，但对于三纲，却颇有些争论。坚信传统的人至今以“三纲”要求自己的家庭，而崇尚“自由”的人，则坚决批判之，认为这是封建帝王用以愚民的残酷精神鸦片。

在笔者看来，此二者均不能理解文化的本质。

“三纲”的发明者董仲舒是汉武帝时官员，而“五常”的追求却远远早于汉朝，也远远超过汉朝，甚至延伸至今、延伸至未来，可以算的上是人性本身的追求。

如果仔细想来，汉武帝时，中原社会初具规模，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，唯有稳定才是发展的第一前提。对付外敌，汉朝的军队连年征战，不在话下，然而，最为棘手的问题，却来自于如何维护自身。在封建生产条件下，通讯、交通与今天相比都极为不便，想要维护整个社会体系的平稳运转，就必须首先维护最小社会单元——家庭的稳固。因此，就有了“子侍父、妻侍夫”的讲究。一个朝代的兴起往往需要依托人民一定程度上的支持，待其上位时，在特定时间内被称为“正统”，用今日的眼光看，所谓“正统”正是指其合法性，直到其走向堕落、受到人民集体唾骂之时，其“合法地位”才会受到动摇——这也反应了人民对于社会安定的根本诉求，而“臣侍君”，事实上也正是一种维护行政机构相对稳定的原始做法——只有所有这些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，“五常”，才可以最大程度地施展。

由此不难看出，“三纲”在封建时代绝非一种落后的产物，而是在其特定生产条件下，用以维护“五常”的手段。绝对意义上的仁义礼智信是不存在的，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得不向其自身生产力做出妥协，相反对于自由彻底的放任只会招致混乱的局面，那样所谓的“五常”，也就更加难以成形了。

讲到这样一个例子，正是为了说明产生某种社会规则的本性。事实上，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之处，正在于其对这种本性的紧扣，而这一点，也恰好是西方社会所不能及的。

再举一例，佛教在汉朝传入中国后，逐步与道家、儒家相互结合，有趣的是，根据记载，唐朝时，我国竟曾主动迎接基督教踏入国门，最终的结果是，所有这些信仰，都在一种相对平和的状态下彼此交融。但在西方社会中，却发生了古罗马希腊教派对基督教徒的杀戮，随后，当基督教崛起时，又发生了基督教迫害异教徒的惨剧。再随后，十字军东征，打着是征讨伊斯兰教的旗号。引人深思的是，根据考证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事实上同根同源，甚至连教义都基本接近，征讨对方的理由无非是其所信奉神明与己不同。

儒释道同行，并非其所推崇的具体形式、或其所崇拜的神像相一致，而是因为其共同的“向善”本质，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亦同为“向善”，却为其具体“神像”而争斗不休。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有趣的现象，而这个现象恰恰也证明了中国式思维的博大之处。今人所学习的“中国文化”，我想正因是这种紧扣文化本质的、崇尚形式多元的思维方式。

中国古代并非没有战争，但中国的战争往往局限于行政层面，却从不是为改变对方的思维形式。而西方的绝大多数争斗，则恰恰相反。中国古代人发明的“少数民族自治”政策，其实正是一种对不同文化形式的尊重和保全，而西方人直到今天，都一味地试图将自己的特有形式强加于他人，比如提到“民主”，事实上本质是“人民做主”，西方人却只认为其自身特有的“多党、两院”等形式才是民主，这种形式即便无法维护社会稳定（如乌克兰）、无法维护经济增长（如希腊）、无法维护公平正义（如伊拉克），都一定是“民主”的——具体的形式往往会成为西方人眼中的精神本质。

然而，文化亦有其发展逻辑。中国人这种包容、开放的思维方式，也自然会走向系统化和极端化。孔孟之道到宋朝变成程朱理学，隋朝出现的科举制度，本为选拔人才所用，到明清时，也逐渐演化为八股取义，基督教在清朝再次进入中国时，却遭到了全民的抵制——有人将罪责归咎于清朝满人，但事实上，这是个狭隘的认知。中华民族从来都是在不断包容不同种族，就好比长城本为抵御匈奴，但如今长城内外却已皆为故乡。

而至于这种极端的到来，或早或晚，都还是会出现。人在创造一种规章制度时，往往都是有原因的，而这种规章被后人学习、再传若干代后，此种规章的产生原因或许已发生了变化，但后人依然会紧抱着这种规章不愿放手。这可以算是人之常情，而这种“人之常情”的衍生，也恰恰就是文化发展的自身逻辑。

时至今日，有人再次提出要让人民重新认识“中国文化”，但更多的普通人眼里，中国文化却仿佛只属于那些枯燥无味的专家学者，亦或那些古板的“老一代”，在他们眼中，遵循中国文化，就是遵循“三纲”，就是要让他们“不自由”，就是让他们排斥外来的一切，或者压低外来的一切。于是，所谓中、西文化的争吵此起彼伏，好不热闹。

但所有这些争论，都并不是“文化”的争吵，而是“传统”的争吵，是以西方式的具象思维为前提的争吵。之所以会加入这样的争吵，也正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谈论“中国文化”的大多数中国人，都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文化。

当我们对于自身文化的理解处于一种模糊状态时，我们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也就自然是模糊的。人们无法正确地理解自己所处的历史时期、以及自己所扮演的历史角色，也就自然无法体会自身的价值感，无法理解“成功”为何物。再加之生产力迅速发展，人与人、人与社会的关系不断改变，无味的抱怨、膨胀的迷茫感于是成为了这个时代特有的色彩。

而这却绝非永恒的状态，这只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由之路，就如同照相机改变焦距时必然发生的短暂“失焦”一般，模糊、荒谬，却是社会迈入下一个阶段的明确信号。

《失焦》一书，正是要表达这个阶段中的荒谬和无助，对于“失焦”的人来说，这个时代也恰恰正如书中的色调——悬疑、惊悚、以及对自身社会属性的深度不满和疑虑。

然而，随着社会的再进步，失焦的状态，必将成为重新对焦的基石。

作家李禹东小说《失焦》出版 同名电影积极筹拍

中新网北京9月10日电(上官云) 10日下午，青年作家李禹东最新作品、小说《失焦》在北京举办首发式。同时，主办方宣布，《失焦》的同名电影已正式开始筹备拍摄。

自10岁起，李禹东便开始创作。曾著有小说《夜案》、散文集《狂若处子》等等。《失焦》则是李禹东继2013年出版小说《人间犬吠》后的又一部探寻社会问题的作品。

《失焦》的故事情节围绕小人物方显达一生的坎坷经历展开。方显达出身寒门，因其父亲在事故中意外身亡而渴望通过努力，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。然而天不遂人愿，命运常常使方显达陷入矛盾的漩涡之中。在书中，李禹东使用第一人称的多头叙事手法，巧妙布局，叙述了一个个环环相扣的故事。

“‘失焦’本身是一个摄影术语，即摄影时有一个调试过程，届时成像会有些模糊不清。”李禹东这样解释书名的由来，“正好比社会发展到一个特定的历史转型阶段时，人可能会对自己的思考、对未来的思考倍感迷茫”。

不过，李禹东描述“失焦”并非只想单纯呈现这种现象。他表示，之所以写这本书，而是想通过解析一个时代现象的成因，带领读者形成一个“思考”的状态，“比如，具体到每个人的时候，我们生活在‘失焦’的夹缝中；但如果我们把时代放到历史的逻辑中来看，就会发现，‘失焦’并非一个漫长的状态”。

身为评论家，梁鸿鹰对李禹东的创作有一定了解。在他看来，从发表第一部小说开始，李禹东的创作在逐渐成熟起来，“他开始在书中试着认识社会本质、人心，以及创作与社会的关系。同时在《失焦》中，写作上的艺术自觉更加充分，已经完全摒弃了早期写作的‘全知全能’式叙述视角，这点难能可贵”。

“《失焦》的故事总体上带有很强的悬疑性，语言描写也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，能够引发读者思考。”评论家白烨在肯定小说的艺术成就时，也提出了一些建议，“结尾设定方显达杀掉了一个小孩，这样的结局似乎还可以作出改善”。

《失焦》宣传海报。

《失焦》北京天道恒远文化有限公司独家发行，大量现货库存，量大优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