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禹东：五千年来谁著史——“抽象”与“具象”

李禹东

许多年来，不少人将美国社会定义为“多元”社会，究其原因，美国为移民之国，其土地之上，公民多为不同民族之后裔。而谈及我国，许多人却有截然相反之感。不少人认为中国是一“单一”之国，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“固步自封”之文化。在笔者看来，持此种论断之人，事实上并不曾领略我们国家传统文化思想的庐山真面目。同样的，这类人，事实上也不真的了解西方文化本质。

古代希腊、罗马曾对于古代希腊神话中的“诸神”崇拜不已，这种来自古代东欧的信仰因其神明众多，而被人称做“多神教”。有人认为，“多神”的信仰标志着一种古代社会的“自由”，不同的人可以信奉不同的偶像，不同的思想在同样的信仰中相互博弈。他们认为，从某一个侧面来讲，这种思想极具包容性。前13世纪，早期的希伯来人（犹太人）遭到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屠杀，为了团结一心，希伯来人创造了一种以单一神明为高信仰的独特宗教，这正是基督教的雏形。随着历史发展，基督教在不知不觉中传到古罗马境内，并得到少数人的信奉。然而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，信奉“多神教”的古罗马人，却并不能再多接受一位新来的神明。当上帝出现在宙斯面前时，他的信徒竟遭到了严厉的惩罚。希腊诸神的世界再大，却也无法容得下这新来的小小偶像。

许多年后，随着社会的改变，古罗马人却突然发现，这单调的基督教，倒似乎更符合其现状的需求。于是，他们转而倒戈，又成了上帝的信徒。但这并不算结束。当基督教开始壮大时，那些信奉昔日诸神的人们，却为此遭了秧。基督教徒们反过来大开杀戒，追杀一切“异教徒”。

然而，跳出这宗教形式的束缚，多神教也好、一神教也好，宗教在其本质上不过只是一种对于人类美德的约束手段，用我们所熟悉的语言来阐明，就是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，如此而已，但西方人之思维，却明显被局限在了“佛像”上，而非信仰之本身。

而中国又如何呢？

东汉时期，佛教被引入我国。但很快，这种外来的教派就与传统的道教，以及儒家之学说融为一体，造成了“儒释道同行”的状态。而据史料记载，基督教事实上在唐朝时就曾进入我国，而这在古罗马造成血腥杀戮的教派，进入我国时，却与昔日之佛教一样，融入在了道家、儒家等诸派思想的熔炉里，一时间竟难以分辨彼此。

老子在《道德经》的《道经》部分中所言，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强为之名曰大。”什么是宇宙之本源？老子并不知道它是什么，也并不打算描述它的样子，只是凭空为它取了一个抽象的名字——“道”。而在《德经》中，老子却也试图描述一种“普世价值”，如：“上善若水，水喜利万物而不争，故几于道。”他希望将仁义与宇宙相结合，这受当时的科学技术局限，其实是错误的，因为“道”本身就无所谓对错、无所谓善恶、无所谓仁义与否，它是一个超越三维空间的广义概念，而德，则是一种人类社会的狭义概念——但，这里老子却在不经意间向我们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。

一是，中国人的思维中，带有一种对广义世界的思考。二是，虽然将宇宙之“无”与狭义的“德”相结合并不正确，但可以表明，在中国人的思想中，确有一种抽象的因素存在，中国人在接受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的思想时，并不会被某种具体的形象所局限。

如果仔细想来，春秋战国时期，百家争鸣，争得到后，争来的只是行政方式与当时社会的适应程度，而并非学派本身的高低。秦朝以法家、兵家之手段一统天下，汉朝则以儒家思想壮大。汉武帝独尊儒术，自家的后院却充斥黄老之学。汉宣帝更是告诫儿子，自古就是王霸杂行，从没有过什么儒家为大。可见，今日诸多学者对汉朝“独尊儒术”之举是禁锢人思想的解释其实大错特错。独尊儒术，只是当时的一种行政手段，但从思想文化上来讲，春秋战国以后的儒家，其实本身就带着“包容”的精神内在。

举例说明，儒家多在讨论“德”的行为与表现，兵家是在讨论怎样结束战争，事实上是一种维护“德”的手段，而法家亦在讨论怎样用其合理体制维护“德”的做法。诸子百家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作用，本质上讲，其实都为了一个目的。与本质相比，古代中国人并不在意哪家哪派。于是，佛教顺利地进入了中国，与儒、道同行。基督教也顺利地进入了中国，被融入古代智慧之中。更令人称奇的是，后世与基督教相互征伐千年之久的伊斯兰教，竟也可以平静地传入中国。事实上，这种多元思想也正是中国古代社会在科学、经济上得以领先世界的主要原因。中国人愿意接受一切有益的文化因子，而绝不约束于某个特定的具体形象。

由于具象思维的束缚，西方人的思想中难免带有一种“征服”的色彩。这种征服已经超于了“政府”的层面，因为在西方人看来，他们所拥护的统治形态，就是“普世价值”的体现。事实上，一种行政体系的存在，与社会的时下的生产力、生产关系、势力布局等等诸多因素相关。而在西方，两种思潮交替更迭，即保守主义（集体主义）和自由主义（个人主义），而在两者间，亦存在诸多具体派系。一派思想打倒另一派时，极尽打压。而另一派重新崛起后，亦如是。事实上，西方人已将“德”的精神本质和表现它的手段弄混了。他们忘了，基督之信仰战胜古希腊之信仰，并非正义战胜了邪恶——两者的原始追求其实都是正义的，只不过是说明在特定时间内，基督教的教义更能满足社会发展需求。而后来的马丁·路德之新教，也只不过是对旧教派行驶之手段进行修改。教会的腐败，并不代表此教的本质是腐败的。

也有一种情况，那就是对抗双方实力相当、互不相让，这时，西方人想到了“妥协”，即各自向后退一步，取得一种平衡。

中国古代的改朝换代并不是某种思想的改朝换代，而只是一种政治阶层的改朝换代。因为中国人的文化本来就无形，中国人接受一切符合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的文化形式，并不存在打倒谁，或被谁打倒之说。于是我们看到，南宋政府软弱无能，惨遭蒙古族入侵，蒙古人入主中原之时带着浓重的侵略意味，但明朝将其打败之后，蒙古人亦将自己视作华夏文明之一份子。后来的女真族（满清）亦如此。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——这叫做融合。

文艺复兴之后，西方各国步入全新时代。此时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，“唯物主义”替代了“唯心主义”。这是历史的又一个阶段。唯物主义亦存在自由、保守两个派别，自由主义强调人权，保守主义以军国主义为之代表。但不论怎样，其具象思维依然如故。随着对宗教信仰的淡化，宗教间似乎已可以相互并存，然而其在社会意识形态上，却依然遵循着过去一派打压另一派的作风。

美利坚民族的形成，早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移民较于英国本土之公民地位过低。在这种共识之上，美利坚移民团结一致，赶跑了殖民地上的英国军队。他们声称自己追求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的崇高精神，然而，自美国立国至今，我们却发现，美国人眼中的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，其实就是他们自己政府的样子。“三权分立”、“多党制度”凡此种种。由于此思想形态与欧洲思想家如约翰·洛克等人一脉相承，美国人的脑子里对于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的意识也就局限在了西方式的政治体制当中。

对于这种形式的崇拜打败了其他所有思想，也就是说，生活在美国土地上的大部分公民，不论他们的祖先来自何处，他们对于“民主”的认识，其实总体来讲都是这种极其单一的形式而已。

于是笔者不得不说，美国，是一个“多样”（many kinds of culture）的国家，却不是一个“多元”(multiple culture)的国家。在形成共同意识的道路上，人们是在妥协中走到一起的。而妥协则意味着放弃。

然而，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的先决条件，其实是稳定、和平的社会基础，不同的社会需要不同的形式。而美国人非常大的错误正是排斥其他任何形式，而独尊西方之形式，这样，就有了如今阿富汗、伊拉克、利比亚、叙利亚以及乌克兰等等国家的惨状。

但是，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，笔者不得不提及的是，中国人的“抽象”思想，事实上已在明清时代走向了极端，也变得具象起来。就好像武术家李小龙在一次采访中说的那样，截拳道本是无招无式的，但想要传播下去，又必须一招一式地教给学员，久而久之，它也就从一种抽象的思想，沦落为一个可怜的门派了。

清朝时，基督教再度传入中国。然而，与盛唐不同，此时的中国人早已将“孔孟之道”学成了“八股取义”，一种开放、包容、无形的传统文化，转念间失去了灵魂，留下的只是“文化的传统”。我们曾接受一切形式的精神，在此时彻底改变。

而今天的我们，则致力于重拾自己的文化。

面对外来的一切，你要微笑吗？你会愤怒吗？

——是时候思考一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