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禹东：还原文明精髓，了解社会所需，建设文化环境

营造社会文化环境之重要性

李禹东

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——《道德经》

每至西方“圣诞节”，常有所谓“保护中国文化”者，或对其恶语相向、或对其怒目而视，称“洋人的节，与我何干！”云云。使人不禁联想起近些年来，通过网络、自媒体传播之排外言论。有以意识形态排外者、宗教信仰排外者、甚至以血统排外者——更有甚者，以“汉族”血统的“纯净度”划分亲疏，将古代少数民族政权一并贬斥，以此自证“保护中国文化”。其举动，于旁观者言实属可笑，于其自身言实属可悲，于同胞言则实属可怕。

西方基督教“新教”创始人马丁·路德，在深刻总结基督精神后得出“因信称义”之道理，意思是说，人之原罪，需上帝为之脱罪，而非律法所能。十字军东征，以基督教、伊斯兰教之“对立”为基础，方可号令大军，攻城拔寨，然追本溯源，两教本同根同宗，且均可起到引民向善之作用，只是两教所尊之“神”不尽相同，便惹得喊杀阵阵、血流成河，实在显得狭隘（注：十字军东征自是因教会政治诉求所至，但其利用各国对基督教之信仰便可号令大军奔赴前线，足以说明其社会文化诉求之狭隘性）。

“因信称义”一词虽诞生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，其特性却表现至今。现如今，西方社会紧抱其“意识形态”，以西方化制度为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之标准，质疑一切与之不同的他国体系。然不同社会环境，其政治制度因生产力不同、地缘环境不同、社会阶段不同、生活习俗不同等等诸多因素之影响，亦将不同，强扭之，好似将热带雨林搬入北极，其下场可想而知。今日之利比亚、叙利亚、伊拉克等国之处境、以及ISIS之崛起，便是其西方制度入侵所造成的结果。面对种种人祸，今之西方社会束手无策，进而陷入迷茫。

而“因信称义”之最极端者，则是以“血统”论敌友之纳粹德国。血统，父母所赐，自出生便已定性，无法更改。希特勒以此屠杀犹太人，将日耳曼人置于血统最高层，以血统将不同民族分出个三六九等，又以武力压迫之。其举动之荒唐已无需论述。

由此不难看出，开篇所言之“意识形态排外者”、“宗教信仰排外者”、“血统排外者”，本代表西方“因信称义”的思维。在我国，仅有元一朝曾以此法对待汉人（而明灭元后，只以行政监督，而未破坏蒙古族宗教信仰及文化诉求），除此而外，清时虽对汉人多有疑虑，却终归未敢破坏汉人之文化诉求（尊孔便是明证）。

谈及宇宙之宗，处于中国文化体系重要位置的老子提出“道”（道冲，而用之或不盈，渊兮，似万物之宗——《道德经》）。何谓道？老子又言：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廖兮，独立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强为之名曰大。”——宇宙之宗，无人知晓，只不过强行取名为“道”。如此便知，“道”乃无形之物（“是谓无状之状，无物之象”——《道德经》），并非安拉或耶稣，却又可以既是安拉，又是耶稣。

——“因信称义”，又从何谈起？

可见如今所谓“保护中国文化”之人，其实并非保护中国文化之思想精髓，而恰恰是中了西方文明的圈套。

中国文化精髓，恰在于其多元性、包容性、认知性。中华文明不以不同而仇视他者，总体而言，是个“和平爱好者。”然认知不代表无条件之接受。三国时，有学者王弼于其著作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》中言：“有形则有分，有分者，不温则凉，不炎则寒。故象而形者，非大象。”道本无形，而人世有形，政治制度、管理方式等，均为有形之物，不可忽左忽右，忽生忽灭。而有形之物，则势必与不同之形象互有冲突。中华文明不以此种冲突为征服他者之借口，却免不得被他者垂涎，试图以不合我本土之客观需求重立国体——如此则不得不以兵甲对抗之。故《孙子兵法》有言：“上兵伐谋、其次伐交、其次伐兵、其下攻城。攻城之法为不得已。”毛泽东曾以十六字口号概括这一内容：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”。

而至于以“血统排外者”，殊不知我华夏文明之巅峰——唐朝，其开国皇帝高祖李渊、太宗李世民，均为汉与鲜卑之混血！

何以调和无形文化诉求与现时之有形需求，是华夏子孙历来的课题。秦始皇试以粉碎多元文化认知，将其之时代所需，确立为华夏子孙之精神图腾，于是焚书坑儒，从而违背社会文化诉求，成为其政权迅速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汉武帝以儒家学说为纲，然“库存”百家（所谓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），故未重蹈始皇之覆辙。又因匈奴昔日对汉之冒犯、且屡屡犯边，破坏人民生产之需而远征之，虽因开销之大、举国之力屡遭人民不满，但总体而言，仍然符合社会文化基本诉求之需要。（注：后世汉宣帝称，自古王霸杂行，从未独尊儒术，则可证明汉武帝对“百家”之“罢黜”，并非秦始皇之“消灭”）。“三武一宗灭佛”（北魏太武帝、北周武帝、唐武宗、后周世宗），虽各有用意，但本质而言，亦在为调和无形之文化与有形之现实所需。以北魏太武帝为例，其灭佛或因方士谗言，然究其本质，则源于南北朝时，人多为避战，而削发为僧。寺庙之繁杂、僧人之多，极大破坏了人口结构与生产力，故而灭之。社会由是回归正轨，人口、经济增长，生产力提高，且平定北方。后世之君孝文帝因此得以重振佛学，大修云冈石窟、龙门石窟。可见北魏灭佛，政治家虽有其个人目的，但本质上，这一举动并未违背社会文化诉求，其并非消灭了佛学，而只是破坏了寺庙。

世人皆言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。然若只学其“方法论”，照搬其教条，我华夏文明又何以博大？何以精深？唐时国门大开，凡平等待我者均受尊重，景教（基督教一支）、祆教、伊斯兰教、佛教、道教多教相融（直到唐武宗时因现实需要而灭佛及其他教派。唐宣宗时又恐社会不满而一定程度上修复之。）那情那景，一片祥和。明清之后，物极必反，华夏文明走向极端。无形之认知荡然无存，方法论成了精神图腾，孔子成了耶稣，已有之学说便是耶稣的门徒。

再无创造力的中国饱经风霜，重头再来。如今，又到了要还原这中华文化的时刻。各路大仙大神当道，手捧泥人佛珠大谈文化，其实不过附庸风雅，毫无灵魂。我们的文化，还原什么？怎样还原？此时此地，真可谓一大课题。

曾闻某年高考前夕，一家长因担忧儿子为小区池塘内青蛙叫声所扰，故令保安人员投毒池中，将其害死。恢复高考近四十载，随经济发展之深入，社会竞争日趋激烈，诸如此类荒唐事却愈加增多。

然欲重振中华文化，语文教育之重要性不言而喻。国家教育总体水平，又与校园教育息息相关。而大学教育为整个体系最高级，本科、硕士、博士均出于此，是为高等教育。大学文凭好似一道门槛，门槛两侧恍若冰火两重天。多数待遇较为丰厚的职业都以本科以上文凭者为其首选，本科以下文凭者所能从事之行业，往往不尽如人意。如此一来，随社会竞争日趋激烈，“上大学”之争则必然走向狭隘的功利主义怪圈。“上大学”之直接因素在于考试。久而久之，“学”之争演变为“考”之争，教育水平之争，演变为猜题水平之争——考试不再是学习成果的检验，而自成一体，本身成了学科。

工作待遇在于文凭，文凭在于考试，考试在于分数。考分已成为中国教育之本——这一点，语文教育，亦不能幸免。如何为考生评分？考官以教育大纲之“标准答案”为依据，或加或减。学生以“标准答案”为依据，死记硬背。教师以“标准答案”为基础，判断“正误”。三十余载后，谁还记得“格物致知”为何义？谁还关注事物之本质？谁还会反驳毒死池中之蛙之残忍？谁还果真记得“仁义礼智信”之内涵？在培养学习兴趣的阶段，以急功近利之主题思想灌输学生，至其心态成熟、走向社会，真正应该对事物深究、学习之时，却已对其失去了兴趣。如此教育，怎可算得了成功？

语文教育之失所导致的连锁反应又何止于此？

阅读本是语文教育之重点，然于“一切为考试”的功利主义作用下，文学名著被“数据化”、“标准化”，读来津津有味的小说作品，被强行灌入单调呆板的考场情绪，从而变得枯燥无味。鲁迅先生家门口两棵枣树，也变成个“抓分的重点”。久而久之，一代文学大师，遂成为学子最痛恨的噩梦。而这不过是校园教育失误之冰山一角。

一部作品，置于语文课本之外时，被认作“闲书”，置于语文课本之内，则被认为“佳作”。凡此种种，于今日之中国校园不胜枚举。待学子依次历经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后，其阅读兴趣是增是减、探究事物之欲望是强是弱、理解能力是高是低便可一目了然。

而阅读兴趣之缺失自然演变为阅读习惯之缺失，据2015年调查报告显示，全球人均阅读量中，以色列50本、德国47本、日本45本、法国20本，而我以五千年文明自居之中国，人均阅读量（含电子书）仅约7.84本。诚然，国人素质，非阅读之绝对数量所能表述，然基本阅读习惯之缺失，则必将为整体文化环境建设制造障碍，从而为社会转型后之再发展带来隐患。教育缺失所致之连锁负面效应，可见影响之广。

人于青春期时往往躁动不安，更有甚者，时有怪病伴其左右，虽如此，青春期乃人生最重要之生长发育阶段。论及当今世界，欧洲犹如老者，常叹其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之辉煌，然其终归年事已高，已无力于世界竞争中扮演主角。美国犹如壮年，自号“世界警察”，握有政治、军事资源，其地位仍不容小觑。中国恰如青春期少年，发展最为迅速，然由发展所派生之社会矛盾亦不容忽视。

本质上看，以社会再发展，解决社会现有矛盾，这一战略无可非议。然于社会发展过程中，因发展阶段不同而衍生出思想观念不同。自改革开放初期，为改变社会经济基础之薄弱状态，故举国以促生产为本。21世纪初，中国经济腾飞，逐步跃居世界第二，经济基础今非昔比，然为保持其经济之健康生长状态，昔日之“乱序”发展则逐渐不适用，生产者不以产品竞争实力为其核心，而单以人际关系之广、“门路”之多、特权之重为竞争手段的思维方式恐将被边缘化，虽国有企业亦难幸免。

中国社会新旧更迭之频繁、进取脚步之迅速、机遇之多，本是大好的势头。然持旧观念者受制于其探究社会本质之粗浅，不明发展的原理，只知其过往经验全面瘫痪，故而抱怨社会对己不公。人云亦云，透过现代科技传播互通，情绪发泄于是掩盖理性思维。父辈以经验主义教导晚辈，晚辈学习之，又于网络媒体加深其印象，仇视一切正面资讯，扩大一切负面消息，甚至为发泄情绪不惜制造谣言，一传十、十传百，再有境外势力暗箱操作，连成一片，形成一股社会风气。不仅破坏社会稳定，于其信息传播者、接受者双方而言，亦错过了最好的发展机遇。强使全国人民均满意于现状，实属无稽之谈，但却绝非不可促其理性思考当今历史现状，从而逐步认知自身之处境，进而认知时代需求，再度投入到社会大发展之洪流中。

如此，社会文化环境的营造之重要性，便一目了然。若欲营造文化环境，国民阅读习惯之培养为其根本。

如今应对谣言等问题，我国主要以审查机构对其进行过滤、屏蔽，相关法律法规亦紧随其后。然于今日网络之发达，谣言散播之迅速，相关部门以人力难以尽查之，加之网络管理者本身亦消极对待，常出现民间谣言四起，而官方查无可查的尴尬。多数时候，即便查禁成功，亦无法引导人民回归客观理性，反倒促其愈加生疑，进而使新一轮谣言再度兴起。

求知、好奇本为人类天性，当阅读这一求知基本渠道不再成为民众优先考虑对象时，影视业便后来居上。然不阅读之风气非但流行于各行各业，亦于所谓“文化圈”中盛行。电影、电视本为戏剧文学衍生之物，根植于文学，生长于文学。然文学绝非一场自娱自乐，而是一种“艺术化的学术”。文学作品所表达的问题，人与人之关系、人于社会之角色、时代所需与人之诉求等关系所衍生之矛盾，实为搭建所谓专业学术与读者观众的桥梁，即便读者无意深入探究，亦在沉醉于文学艺术形象之时，难免思考，其对社会生产不同参与者之认知，亦有所提升。由此可见，文学家（特指小说家、戏剧家）非只谈山水不问时事之辈，其具备相当的历史学、政治学、哲学之积累。

试问，若我国电影人普遍具备过硬的知识储备，可在适当引导后正确理解社会现状，并以艺术形式传播于观众，我国又需要什么审查机构？而审查标准，本身就是教条，教条皆有局限性，投机者钻其漏洞，低俗作品仍可横行于市场，优秀作品反倒被这教条损伤了大半。国人不满于国产电影，纷纷求西方影视为其解渴，禁之，则违背现今中国社会开放之需要，纵容之，我国民因无传统文化之基础，而难免对西方价值标准产生迷信，这莫不是一场恶性循环？

文学既为影视之根，其于传播思想之重要性不言而喻。然全民阅读习惯则为文学之养分。若无市场支持，文学家何以生存？而我国民如今对文化之辨识能力近乎幼稚。历经九年义务教育、加之大学熏陶，跨入社会，竟不知文学作品何用之有，实属可怜。踏入书店，迷茫之时，只得求助于他人。于是乎，擅长于宣传营销者占尽上峰，重金打造，花样百出，买榜、水军、加之各种娱乐活动环绕四周，使人不得不好奇、不得不议论。当凭空制造的“好口碑”，转而被人云亦云时，不明真相的群众，也便很以为然了。

营销者所包装之人，多为“噱头”有余，功力不足者。创作的基础，本是日积月累的知识和阅历，营销者偏爱于所谓“神童”、所谓“意见领袖”，以年纪轻为其“特性”，以发牢骚为其根本，如此成名，又如此影响社会，试问究竟利大还是弊大？真可谓把求知当儿戏！

然反观官方机构自身，内地各省均有作家协会，本是最好的国家思想工具，而今却也沦落到抱怨的地步。面对所谓“市场化”作家的出现，牢骚满腹，怒批其水准不高，却并不知该有何作为。而在笔者看来，“市场化作家”本身水准不堪一击，只是通过科学专业的市场营销手段，将其作品反复推广至读者面前，造成大众间的“羊群效应”，从而获得较好的市场效果。面对其创作水准不高的现实，单纯批评及排斥反倒造成读者群中“逆反”的心态，促阅读群体（尤其是年轻群体）之阅读习惯愈加恶化。

而作家协会这一机构，应以经营者之姿态看待问题，其机构本身影响力之大，绝非所谓私人文化公司可以比拟。作家协会拥有丰富的媒体资源、可调动多种手段，利用网络等方式为具有正确影响读者之创作者包装、推广，以市场的手段，对抗“市场化作家”，以实际水准对抗虚假炒作，从而为社会文化环境的健康发展起到一定作用。

作家协会本身的运营模式，也应随社会发展而变化，而不应停滞不前，将佳作置于书店一隅，从此不闻不问，任其被冷落。

然中国文化环境虽现阶段处于稚嫩期，其发展和进步则实属必然。随经济建设之深入，诚信体系建设之健全，投机取巧之行为逐步产生不适，被边缘或淡化，以及消费者需求日益之提高，都进而促使市场竞争走向以公平与合理。民间所谓“铁饭碗”的思维模式，必将遭遇淘汰，无竞争实力的经济团体不得不改造或灭亡，如今部分国有企业大幅度裁员便是明证。同样，新兴小微企业，面对新一轮竞争，若想生存，则势必首先了解自身处境与社会走向，以片面消极情绪，或投机、特权思维参与竞争者，则难以维系。如此一来，对文化的需求将井喷式提升。——这种意愿如今已初露端倪，然其总体仅局限于部分中高层收入人群，且仅处于自发式、表象化的阶段。这一现象必将虽社会大发展而扩散、深入，然因其扩散之慢、深入之晚，多数中等以下收入之人民，恐落于时代之后，从而使此类助力社会发展之有生力量无法被最大化调动。

中国文化博大精深，中国式思维不但对本国崛起、亦对世界不同意识形态之共融、以及长久和平，都可谓意义深远。而对中国文化之理解，却需充分的知识储备才有可能完成，知识储备的丰厚必然带来理性的社会环境，也必然依托于健康的文化环境。在文化环境建设之环节，校园教育、全民阅读，当属重中之重。中国早已今非昔比，以今日中国之实力、崛起速度之迅猛、机遇之多，政府无需“控制”人民所思所想，而只需促其正确理解我国现状，便可广得人心。对于境外反动势力的不实言论，应以逐渐强大的自身文化建设，逐步取代于略显疲态的审查制度，逐步以人民之“自审”，代替机构之“他审”，如此有助于社会稳定，亦有助于“中国梦”的早日实现。

（作者系察哈尔学会研究员、著名青年作家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协会会员，代表作有《人间犬吠》《失焦》。本文系作者授权察哈尔学会独家首发。图片来源于网络。）